今天为大家带来汉元帝的“永光改制”是怎么回事?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。

　　《左传》曰：“国之大者，唯祀与戎。”中国历史上，从商周起，就格外重视祭祀礼仪。帝王们的祭祀之事，更是国之大事。汉朝以“孝”治天下，历代皇帝，谥号皆有“孝”字，如孝惠帝、孝文帝、孝景帝等。作为“孝行”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祖先祭祀的宗庙制度也十分繁复。

　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按照周礼，曾设天子七庙制度，汉承秦制，七庙制度也被继承下来，但汉朝是极富创新的王朝，宗庙制度与秦朝相比，还是有很大的不同。

　　汉初期与中期的宗庙制度

　　西汉王朝前期、中期的宗庙制度分三种：京庙、郡国庙、陵庙。

　　汉十年(公元前197年)秋七月，太上皇崩，葬万年。八月，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于国都。

　　汉高祖刘邦是在父亲去世后，才草创汉朝宗庙制度，而身为人子，即便是贵为天子，也依然要对父亲表示孝敬，不但长安要建太上皇庙，各诸侯国也要如此。

　　汉十二年(公元前195年)四月，刘邦在长乐宫中去世。《史记》载：

　　“丙寅，葬。群臣皆曰：高祖起微细，拨乱世反之正，平定天下，为汉太祖，功最高。”上尊号为高皇帝。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，以岁时祠。”

　　刘邦去世后，承袭的是太上皇庙的制度，建京庙，建郡国庙。汉惠帝、汉文帝、汉景帝、汉武帝、汉昭帝、汉宣帝等六位皇帝，也依照此种制度建庙祭祀。为先帝还要立陵庙，并且皇后、太后的陵园内也要建陵庙。这种情况下，至汉元帝时，西汉王朝在长安城，共建立了8座京庙：太上皇庙一座，七位皇帝庙。加上郡国庙，总数达到了167座;陵庙则达到176座。

　　西汉帝陵及后陵皆有寝殿，这种寝殿是建在陵庙后面，“宗庙前制庙，后制寝，以象人之居前有朝，后有寝也”。而“庙以藏主，寝存衣冠几杖象生之物”。

　　驾崩的帝后，陵庙中存放着神主，也就是牌位，而寝殿里，则存放着死者生前的衣物、案几、手杖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。中国人讲究“事死如事生”，这种设置，也是体现了传统的生死观。

　　此时，西汉的宗庙制度还是比较随意，没有特别严格的规定。

　　“汉承亡秦灭学之后，宗庙之制不知周礼，每帝即世，辄立一庙，不止于七，不列昭穆，不定迭毁”。

　　每天都要在寝殿的正殿进行祭祀，就像是给活人提供的一日三餐供应不断，日常酒扫不能缺少。每年四次在偏殿进行祭祀。每月至少两次在陵庙里进行祭祀，全年不少于二十五次祭祀。每月要有人抬着先皇的衣冠，在园寝中进行巡游，就好像活人出行一样。

　　每一次的祭祀，都不是简单地摆放几碟供品，拈几柱香这么简单，还必须要伴有乐舞。

　　“高庙奏武德、文始、五行之舞;孝文庙奏昭德、文始、四时、五行之舞;孝武庙奏盛德、文始、四时、五行之舞”。

　　汉元帝的“永光改制”

　　西汉初期与中期的宗庙制度比较混乱，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昭穆不分，而且没有迭毁。

　　什么是迭毁?就是按照儒家有关礼制规定，“天子七庙，诸侯五庙”，宗庙之内所列先祖是有名额限制的，当人数超过定额时，就将除始祖外，最远的那位祖先神位迁出宗庙，移入祧庙。

　　汉元帝时期，特别重用儒生，一改西汉王朝“霸王道杂之”的国策，而完全用儒生，行周礼。在这样的朝堂环境下，儒臣们自然会拿宗庙制度不合礼法说事儿。

　　但毕竟周代遥远，周礼的真实内容，谁也没有权威的说法，能令所有人信服。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情形：永光四年(公元前40年)汉元帝召集儒臣们，前后商议很多次，忽而“一祖一宗三亲庙”制(一祖：汉高祖;一宗：太宗汉文帝;三亲：汉武帝、汉昭帝、汉宣帝)，忽而“一祖一宗五亲庙(一祖：汉高祖;一宗：太宗汉文帝;五亲：汉景帝、汉武帝、汉昭帝、皇考、汉宣帝)。此处的皇考，特指汉宣帝的父亲，也就是汉元帝的爷爷。

　　经过反复讨论，汉元帝拍板采用“一祖一宗五亲庙”制度，并且所有皇帝的郡国庙一律废止不用。

　　这便是“永光改制”。

　　永光改制的原因

　　“永光改制”的出现，浅层原因是儒臣当朝，儒学兴起，渐占统治地位，厘定宗庙制度是必须要做的国体大事。汉元帝既然“柔仁好儒”，改制的事情就自然而然了。

　　然而，在“永光改制”的背后，还隐藏着深层的原因：西汉衰落了。

　　历史上，立国达百年的王朝都有“周期律”：草创初建、发展渐强、盛世辉煌、日移西斜、落日沦坠。西汉也不例外。

　　汉武帝时期，西汉王朝国力达到盛世，也可始呈现巨大的社会问题：土地兼并，“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”，汉武帝采取的“打击豪强”措施，也无法阻止这种贫富差距的扩大，昭宣时期，采取“与民休息”之策，还是没有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。豪强地主的实力越来越强，皇亲国戚牵涉其中，关系盘根错节，利益错综复杂。皇帝根本无法跟他们说“不”。

　　这种现象，在汉元帝时期更加严重，他柔仁有余，威武不足，喜欢德教，而放松法纪。试问利益易得之时，天下豪强、朝中重臣，有谁会心悦诚服地接受皇帝的“德教”?

　　在国家衰落的时候，经济必然出现困难，而按照西汉前期、中期的宗庙制度，仅祭祀祖先的耗费，就相当惊人。

　　“一岁祠，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，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，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，养牺牲卒不在数中”。

　　在国力大衰的时候，祭祀带来的财政压力，已然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，令西汉政府有些吃不消。

　　“永光改制”适应了西汉后期的实际情况，对缓解西汉的财政压力有益处，但它依然无法挽救行将就木的王朝。四十多年后，天下大乱，民不聊生，西汉不可避免地灭亡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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