君子一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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驷马难追

秦始皇在交通方面有哪些政策?车同轨是怎么制定的?

  秦始皇在交通方面实施了什么政策你知道吗?不知道没关系,告诉你。

  “车同轨”即是统一车轮间距。当时的车有不同的类型,“车同轨”主要针对那些大范围使用的车。但实际上,“车同轨”可能并未施行。

  战国时代,各国的主要车辆有三种,一是战车,二是朝车,三是农车。在战国时代,骑兵的使用量并不大,战车虽然不是主要作战工具,但在历次战争中都是必不可少的角色。一国国力大小,当时也常用拥有兵车的数量来衡量,有千辆战车的被称为千乘之国,有万辆战车的就被称为万乘之国。

  战车是周代普遍使用的,因此各国战车都是继承周代传统,战车的大小相同,轮距相同车道宽窄也相同。因为当时各国混战,假设魏国和齐国的车轨不同,魏国的兵车就无法到达齐国;如果赵国和齐国的车轨不同,齐国就不可能围魏救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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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此,为了相互征伐,也为了联合作战,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,兵车的车轨是相同的,没有不一致的时候。据《左传》记载,晋国称霸期间曾击败齐国,齐国求和时,晋国提出了一个条件:“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。”就是要齐国把田垄由南北向改为东西向。为什么晋国提出这样一个看似毫无用处的要求呢?

  答案就是晋国位于齐国以西,齐国改变了田垄的方向后,有利于晋国的兵车东进,直接威慑齐国。齐国使者以违背先王之命为理由拒绝了晋国,最终晋国只好放弃了这个苛刻的条件,答应了齐国的求和。

  当时各国战车在田亩间行走时是按照垄间距走的。从这一记载来看,晋国只要求齐国改变方向而未要求改变垄间距,说明各国的垄间距是相同的,也就是车是同轨的。如果某国改变了垄间距或车轨,就不利于本国军队进入他国,也会阻碍他国援兵进入本国。为侵略方便,也为了防守便利,没有哪个国家敢轻易改变自己的车轨。始皇统一之时,秦军纵横天下,说明此时各国的车也是同轨的。因此,始皇在统一中国前没有必要改变兵车的车轨,统一后随着驰道等先进道路的建设,就更没有必要了。

  兵车变轨的可能性排除了,我们再看朝车。朝车就是天子和各级官员所乘的上朝或出访他国时所用的马车。在当时,车舆、服饰都不仅是用具那么简单,还是身份、地位的象征。因此,周代的朝车是不可能同轨的,秦代也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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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周朝,有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等爵位,各级别的爵位对应的封地、特权,都是不一样的。在车轨上,和周天子同轨的是公和侯。侯以下用的是另一种车轨。这就意味着,开始时周代至少有两种车轨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周人发现小轨的车行驶起来没有大轨车舒适,于是周朝在车轨方面进行了改制,各级官员一律用大轨车。

  因此,到了秦代始皇能做的就有两种可能,一是继承周代的,大小官员一律平等,坐同样的车,这样“车同轨”这件事就不是始皇做的了,他只是继承了周代传统。但以始皇的个性和秦代森严的制度来看,这一点的可能性较小。那么始皇就是做了第二件事,不是推行了“车同轨”,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和维护等级制度,推行了车不同轨。这样,“车同轨”这件事就和始皇没一点关系了。

  完成统一大业后,始皇开始巡游天下,并在泰山、之罘、琅玡山等地立碑记功。这些碑文都是为始皇歌功颂德,是用“金石刻尽始皇所为也”。琅玡石刻上有“书同文”的记载,在始皇的诏书中也提及其统一度量衡等功绩,但五个碑刻中没有一个有“车同轨”的记载,目前发现的秦代文书也并没有记录始皇的这一功绩。如果始皇真的推行了车同轨,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,怎会不让人勒石记功?那么多爱拍马屁的臣子,怎会不为始皇歌功颂德?始皇的“车同轨”很可能是史书的误记。即使有,也不过还是用的周朝的车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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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虽然“车同轨”这件事值得商榷,但始皇却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:修建遍布全国的道路交通网。

  秦代道路分为几种,规格最高的称为驰道。驰道十分宽阔,路基夯实,路面平坦,路边有大量的松柏,是当时世界上修的规格最高的道路。据《汉书》记载:“秦为驰道于天下,东穷燕齐,南极吴楚,江湖之上,滨海之观毕至。道广五十步,三丈而树,厚筑其外,隐以金椎,树以青松。”当时的驰道类似于现在的国道,主要作用是辐射全国,便利四方。

  秦代驰道以咸阳为中心向外辐射,向东分为两路,一路经洛阳北上到北京,一路经洛阳到曲阜;到曲阜后,驰道又分为两路,一路北上经济南和临淄,一路南下经徐州到会稽山。

  此外,还有从咸阳向南的几条驰道,一条经郑州南下到达南阳,另一条自咸阳直下经武关到南阳。两路汇合后,驰道穿越荆楚大地直达长沙。平定百越后,这条驰道继续修筑,穿越了五岭直达南海。从咸阳向西的驰道也一路修到了陇西,在陇西分开后,一路到达鸡头山,另一路则到了临洮。

  驰道之外,秦代的道路还有直道、五尺道、新道等。

  公元前212年,蒙恬率秦军将匈奴赶出了河套地区。始皇认为咸阳东、南、西都有便捷的交通,唯独北部没有,有必要在北部修筑一条便捷的交通线。这条道路就是著名的大秦直道,它从咸阳超始,经上郡后穿越沙漠,直达九原郡,再往北,就是茫茫草原了。这条道路的修建,有十分重大的军事意义。此时的蒙恬正率领三十万秦军将士驻守长城一线,秦军的军需粮草、人员供应,都需要从帝国腹地运输。因此,这条直道建成后,对巩固北部边防,保证帝国北部的安全,有十分重大的意义。

  另外,秦帝国还修筑了连接咸阳、安邑、太原、云中的一条大道。在此基础上,又从九原出发,修建了连接云中、雁门、代、渔阳等地的一条北方边界大道,进一步加强了北方的边防力量。

  此后,秦帝国为了保证西南的安定,又从成都出发,修建了直达云南滇池的“五尺道”。平定百越后,在两广等地区又修筑了“新道”。

  秦帝国通过拆除壁垒、修建各种道路,构建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网,把全国各地连结在一起,这对秦帝国、对中国以后的历史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

  首先,四通八达的交通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。统一的秦帝国建立后,中央政令的下达要想顺利到达地方,地方各类大事要想及时呈报中央,都必须有便捷顺畅的道路交通做保证。因此,始皇修建的这些道理交通网,有力地支持了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,大大加速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,同时也提高了中央集权的行政效率。

  其次,四通八达的交通有利于保障国家安全。秦统一后,六国还有不少残存的反秦势力,帝国的北部有强大的匈奴,南部有百越,都对秦帝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。发达的道路交通网建成后,有助于秦军快速及时地到达边界等事发地区,对维护国家安全有重大意义。

  再次,四通八达的交通有利于经济文化交流。统一后的秦帝国地域广阔,各地物产差异很大。大规模的交通网建成后,秦帝国内部的居民可以方便地交流各自的产品,有利于商业经济的发展。同时,便利的交通使得各地区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变得便捷,加速了中华民族的形成,有利于增强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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